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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次越狱,万里亡命,异国娶妻——中国版肖申克

四次越狱,万里亡命,异国娶妻——中国版肖申克

一个人,十四年,越狱四次,亡命三万里。当年大红大紫的大学生,备受瞩目的学生领袖,是怎么沦落为逃犯的?


一、一张大字报收获“极右”


1958年冬,在安徽白茅岭农场,一年前还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的徐洪慈,此刻已经接受了大半年的劳动改造。寒夜中,想起临行时学校说过的话,他偷偷给在上海的母亲写了一封信。


徐洪慈写信给母亲,要她到学校里找李书记,看是不是可以由学校出面把他要回去。因为当年学校说过,去改造的话,如果表现好,可以把他要回来,这话让徐洪慈听起来觉得很有理。所以,徐洪慈一直抱有期待,有一天自己还能回到校园。然而,学校拒绝了他。


被拒绝以后,徐洪慈的母亲质问对方:“我们在国民党时代,把儿子培养成共产党员,为什么在你们手里又倒退成右派?是你的责任还是我们的责任?”


1933年,徐洪慈出生在上海一个买办的家庭,十五岁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,十八岁成为华东局青年干部,二十岁参加全国“青代会”,受到毛、刘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二十一岁,他考入上海医学院。如果不是1957年的那场变化,他将成为一名医生,成为新中国急需的专业人才。



青年徐洪慈


在同学们眼里,徐洪慈当年红得发紫,很多人都叫他“老前辈”。1957年,命运突然一个大转折。就像很多人感到突然一样,徐洪慈也觉得莫名其妙。


1957年4月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,鼓励大家“大鸣大放”,向党交心提意见。但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气氛并不热烈,没有人贴大字报。到了6月,医学院的副院长主持召开全体党、团干部大会,动员大家“大鸣大放”、贴大字报,并说第二天就要看到成效。


动员会后,徐洪慈回到宿舍,由十四个同学草拟了一份大字报,一共五十一条意见,第二天就贴出去了。


这五十一条意见,有的是对党的意见,有的是对学校和专业设置的意见。例如,希望大学多派一些其他国家的专家,不要仅仅派苏联专家,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学术精英;是不是不必只学俄语,可不可以选择学日语、英语、德语;文中也谈及,党内民主不够,党代会总是报喜不报忧。


1957年的6月6日,五十一条贴出来后,在学校内形成了一股贴大字报的热潮。6月6日,对徐洪慈来说是漫长的一天,也永远记在徐洪慈心里,五十一条变成了向党进攻、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证据。


苦闷的徐洪慈只有向女友倾诉。他告诉女友,自己已经被批判了,但是,他多说了两句话,第一句是:“到底是我正确还是毛泽东正确,三百年以后见分晓。”

他说这句话时,指的是对苏联的态度,对苏联盲目崇拜。他说的第二句话是:“如果我在这儿待不下去,我就想出国,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。”当时的出国就相当于叛国。


给他致命一击的,恰恰是他的女朋友。


他的女朋友把这两句话揭发了出来。当时右派分右倾、右、中右、极右。徐洪慈被定为极右中的极右,被开除党籍、学籍,也成为少数的被送进监狱的学生右派。


二、三次越狱,获刑六年


1957年的经历常常会复现在徐洪慈的头脑中。一年之后,向学校求助的一线希望破灭了,徐洪慈动起了另外一个念头。他要自己回到五百公里外的家——上海。


1958年12月14日凌晨,徐洪慈和同伴从白茅岭逃了出来。


逃离监狱以后,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,然后坐长途汽车回到了上海。到上海后,徐洪慈给家里打电话,结果暴露了自己。在发现他们逃走以后,监狱马上行动,上海方面立刻对徐洪慈的家实施了监控。抓获以后,他被送回了白茅岭。


徐洪慈觉得自己被冤,心中积郁难平。多年后,他回忆说:我就想不通,明明是他们号召我们写大字报的,还说不写是对党没感情,我后来才知道,这是“引蛇出洞”。


不甘心的徐洪慈,从白茅岭第二次出逃。


这一次,徐洪慈逃向了昆明,从昆明到泸水,他计划通过泸水越境到缅甸。泸水其实已经到了边境,但是根据原先老地图的记载,这里离边境还有很长的路。新中国成立以后地图改版了,他不知道,居然大模大样到食堂去吃咸肉菜饭,大吃一顿后还大摇大摆到理发店去理发。


徐洪慈的头发又乱又长,穿的衣服又脏又破,眼神也有点异样,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方,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,带着外地口音的陌生人,特别引人注目。于是,他在泸水落网,关押在泸水看守所。


尽管已经有过一次逃跑被抓回的经历,但此时的徐洪慈,依然不相信自己会在泸水看守所这个地方束手就擒。他有一种急切想证明自己的强烈冲动,强烈的自尊被激发起来:“我一定要用行动证明自己。”他想到国外继续参加革命,用行动来重新证明自己。


徐洪慈立即开始实施他的第三次逃跑计划。


泸水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,看守所的墙虽然厚,却是并不坚固的土墙。徐洪慈决心在上面挖洞。他搞来了一把不锈钢勺子,上海人叫调羹,不断地挖,土挖不动,他就向墙上撒点小便,让它松软一下再挖,一次不行再来一次,挖出来的土就堆到床底下。


多次下来,他庆幸居然没人发现。粗糙却并不坚固的土墙,经不起勺子日复一日的刨挖,挖通的那一刹那到来了。


下面的一幕,是真实的,却极富戏剧性。当徐洪慈挖通了土墙,把手伸出去,正在兴奋之时,外面的一把叉子叉住了他的虎口。伸出的手被外面早已潜候多时的人牢牢地抓住。他所做的这一切,已经被发现,人家就等这么一刻了。


一年之中三次越狱,辗转七千公里。徐洪慈不但没有证明自己的清白,反而“一错再错”。


1959年,美丽的中缅边境小城——云南泸水,逃跑的大学生右派徐洪慈正在接受着一场审判。


法官宣判说:“你是非法越境。如果没有这次,第三次逃跑的话,可能会判得轻一点,更可能就是判得很轻。轻到什么程度呢?我们要用你,因为你是医生。像我们边境落后的地方,太缺少你这样的人才了。你看,你懂多国外语,英语、德语、俄语,是不是?在我们这里是奇缺人才,你还学的是医疗专业,比我们这里所有医生强多了。你看看,你自己毁了自己,你想越狱,罪加一等。”


就这样,徐洪慈被判六年。


三、“你不就是逃跑吗?”


云南,遥望上海三千公里,逃,使徐洪慈离家越来越远,六年刑期宣判之后,他先后辗转到几个关押地,其中有丽江大盐农场和拉马古铜矿。


逃,也使他在别人的眼中越来越坏。很多人议论纷纷,“看看,就知识分子才有这种坏心思”“多次逃跑,越狱成性”“不服管教”“对,是逃跑专家”“不服管教,还有自己的思想,还很有个性”。管教对他也没好话,对他的恶评接踵而来。此时,徐洪慈遇到了王金如,这是在大盐农场。


徐洪慈没有想到,自己被“调”到王金如手下,居然是王金如把他“要”过去的。王金如说:“这个大学生脑子活,聪明,很多东西都懂。特别是他有医学的专长,为什么不能到我们医务室来工作呢?”就这样,暗地把他要了过去。


王金如个子不高,见面第一句话就打着哈哈:“好你个逃跑大学生,人家都说你是逃跑专家,我看你还可以啊,你罪不算大,你不就是逃跑吗?现在你跑不了了,在这里好好工作吧。”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他,“是我把你要过来的”,并甩下几句话,“你到我们这医务室工作吧,发挥你的长处,我们缺的就是医生。”


在王金如手里,徐洪慈的工作环境很不错,王金如更不歧视他,他们还很谈得来。但随着王金如调走,他身处的环境开始恶化。辗转了几个地方后,他被安排到最苦的拉马古铜矿。在这里,他遇到了另外一个管教队长梁满杞。


 

晚年徐洪慈(右一)和王金如合影。


梁队长和他进行了一次很恳切谈话。“很多人说你坏话,我看你不是。你只是处处有自己的思想,处处显得与众不同而已,就是这样。但是在别人眼里,你是一个不服管教的人。其实我不认为你是这样的人,我希望你在这里能够好好工作,让我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。”这一席话对徐洪慈有非常大的触动。


在梁满杞手下,徐洪慈从事的是地质队的工作,这意味着他能在矿区周围自由行动,和一般犯人还有区别。徐洪慈觉得这是一种知遇之恩,重新找回了被信任的感觉。他没有再动一次逃跑的念头。“我在他手里,六年就六年。”徐洪慈回忆说。


在王金如和梁满杞的感召下,徐洪慈安心服刑。六年里,他时常想到父母、同学,还有那个揭发他的女朋友。他们在做什么?


1965年,徐洪慈刑满了,他急切地想回家。


四、“就你这恶劣的态度”


刑满释放,应该可以回家。但当时的政策却不让徐洪慈回家。


监狱领导说:“你不能回家。想回上海?”


徐洪慈说:“我刑满回家是很正常的要求。”


“不行,就你这恶劣的态度,继续留场。”


于是,他变成“留场人员”,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人群,即刑满释放后,继续留在劳改农场从事劳动的人,有一些有限的自由,星期天可以上街去买点东西吃,每个月有为数很少的一点工资。当然,最大的不同,是自己有了一个可以独立睡觉的地方。


留场以后,徐洪慈的处境并不好,甚至可以说很糟糕。他被分到了管教木世勤的手下。木世勤对他很有偏见。两人关系恶化。徐洪慈也不服软。


一天半夜,木世勤还开着喇叭,吵得徐洪慈没法睡觉。当时,讲究喇叭的轰炸,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。徐洪慈被半夜的喇叭声干扰刺激,忍无可忍,于是冲到木世勤的楼下,说:“请你把喇叭关上好吗?我们睡不好的话,明天是没法工作的。”这一下,他激怒了木世勤。木世勤觉得,这个人居然如此大胆,这不是公然向他叫板吗?所以“文革”一开始,徐洪慈的灾难就来临了。


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后,他被第一批列入运动对象,运动不断升级,升级,再升级。终于,他被判刑二十年。尽管徐洪慈逃跑已经按照他该受到的惩罚服过刑了,但这些经历再次被列入罪状。


这对他是一个无情的打击。徐洪慈觉得:“我再怎么好好地改造都是无效的 。”“我再怎么听话也是没用的。”那时候,公判大会的形式时常被采用,以起到“震慑”作用。在丽江民主广场的万人公判大会上,他被五花大绑,游街示众,甚至被踢、打、枪托砸。徐洪慈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幕。


徐洪慈开始绝望了。刑满释放三年零七个月后,他接到报信,形势对他非常不利,并且有生命危险。


五、李光荣早有看法


1969年,徐洪慈被安排在丽江507农机厂。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关押重刑犯的监狱。监狱长叫李光荣,他对徐洪慈三次越狱的经历了如指掌,对这样的人,他早有看法。



云南丽江重刑犯监狱大门。


在李光荣眼里,徐洪慈是个足智多谋的人,有自己的主意,动手能力很强,大家都叫他“智多星”,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倒他。他视野开阔,知识面广,在犯人里享有很高的威信。


例如,犯人的鞋都很臭,人人都讨厌臭鞋,怎么办?徐洪慈说:“很简单,拿白酒含一口往跑鞋、球鞋里一喷,臭味就没了。”大家说:“你真是神,你怎么什么都知道?”还有,犯人的毛巾,都硬得像刷子,像皮革一样,怎么把它变软?他也觉得很简单:“在水里浇一下,点几滴醋就好了。”这都是他以前学的生物化学等理科的一些知识,他不但会学,记忆好,还会联想,并且善于活学活用,有种学以致用的本事。这样,上面很恨他,很忌讳他在犯人中的威信。但是,也正因为有很高的威信,就有人为他通风报信。


在监狱里,犯人是无所不在的,有烧饭的,有在医务室的,还有理发的。这些人都有机会接近监狱首长,知道很多内幕。于是,一天,有人突然冒着风险告诉他:关于你的报告在起草中,说你在组织大家越狱,组织暴动。这可是李光荣对你下最后的毒手了,暴动的报告如果送上去的话,就是枪毙,看来这次是要置你于死地了。


徐洪慈知道,他和李光荣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调解,他知道,凡是打暴动报告的,没有活的。在监狱中,暴动是最最犯忌的。要置你于死地很容易,就说你搞暴动。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。


当徐洪慈再次动起逃跑念头的时候,他想到了之前的两位管教——王金如和梁满杞,他曾对这两位管教发誓,要好好改造,再不逃跑。而此时此地,不走就将是等死。为了能活着走出监狱,徐洪慈开始了准备工作。


他对自己说:“我要证件,得保证在路上经得起任何盘查。必须要单位来说到哪里去,我因为什么事到什么地方去,然后盖个公章。这东西怎么弄呢?”


学生时代,徐洪慈已练就了一手非常漂亮的仿宋体,这时候派上了用场。他想,活字印刷字是活字,笔画为什么不能是活的呢?汉字是由笔画组成的,如果把这些笔画刻成一个个小的图章,要用的时候把它们组合起来不就成字了吗?汉字无非就是点、横、撇、捺、竖、弯、钩,五六天刻个点,五六天刻个横,就这样刻,他居然成功了。


用这样的办法,他私刻了“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”这几个最简单的字。而且他还把“介绍信”三个字都省了,给人感觉这就是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专用信笺。信笺上面有了抬头,下面就是要用的时候他写上:“兹由徐洪慈从某地到某地探亲,特此证明。”


抬头是要红色的,这样,他必须要搞到印泥。


一次,他终于找到了机会,趁没人看见的机会,用他那留得很长的指甲,深深地挑进去满满一指甲,然后把挖去的那一块抹平。这个印泥帮了他大忙。


下一步则是需要公章。他记得很清楚,监狱里放了几年的肥皂很干,不管什么牌子的肥皂,把头切平,很快就刻好一个图章。这个图章还用“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”的字样,按好以后,就把肥皂洗掉。三张介绍信成了。


六、撒开腿就往南方跑


徐洪慈不动声色地准备着。介绍信好了,还要攒粮票、备干粮、搭梯子。而507农机厂四面高墙,有电网,有机枪,有看守,有警犬。要逃离此处谈何容易。徐洪慈观察到一个契机:停电。他要等待一个停电的夜晚。


停电,看上去是无序的,没计划也没规律。但他发现,其实这也是有规律可循的。停电一般都是夏天用电量激增以后,问题在于,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停。于是,一进入7月,他就开始准备。他预感到8月份一定会停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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